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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之适用

对《<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与适用

作者:王爱民  发布时间:2015-04-14 09:47:52


论文提要:

    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依通说,解除权系形成权,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解约方对解除权的行使具有相对任意性,为限制解约方的解除权以及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合同法》第96条赋予了非解约方异议权。

    然而目前理论界对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研究,偏向于异议权的性质、行使方式以及异议期间等方向,却忽视了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对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影响,以致于实务中有关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适用存在很大的争议。

    本文介绍了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功能、价值以及缺陷;列举了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对此焦点问题的不同看法及相关理由;并对争议问题进行了梳理,得出不同观点的本质分歧。而后分别以解除权和异议期间为维度,对否定说和肯定说先后进行了批判与分析。(全文共7069字)

 

 

一、问题之提出

 案例一:上诉人范亚琴与被上诉人重庆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富力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在该案中,范亚琴与富力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了交房时间为20101030日。后范亚琴因相邻业主存在违法搭建、破坏性改建行为严重贬损房屋的外部环境及房屋品质以及改建行为给房屋内部墙体质量造成严重损坏为由于2013326日发函解除合同,为此富力公司一直未提出异议。后范亚琴以富力公司未在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最终,上诉法院认为讼争房屋所在楼盘的绿化、井盖等存在问题并不属于法定和约定的合同解除事由,范亚琴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因此合同并未解除。[1]

案例二:原告北京华夏恒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公司)诉被告许昌意斯特精机有限公司(下称意斯特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华夏公司与意斯特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提供设备,被告按约向原告支付货款。后双方就合同中某项设备是否取消及单价进行了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由此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原告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异议。最终,法院以原告超过三个月的法定期间才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为由,确认合同已经解除。[2]

上述两案均涉及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条、第99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两案中都存在相对人超过法定期间未提出异议的事实,但在适用和解释《司法解释(二)》第24条时,前一法院以当事人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为由,确认合同尚未解除,而后一法院并未对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直接以相对人超过法定期间未提出异议为由形式上确认合同已经解除。

上述法院在处理具体个案时的观念冲突,可以概括归纳为以下问题:《司法解释(二)》第24条中异议期间的规定是否以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为前提和条件?此问题又可进一步引申为,实体层面上,解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未提起异议的,合同是否解除?程序层面上,非解约方超过异议期间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是否需要事前对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

本文拟将分析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司法适用之困境,再从解除权和异议期间两个维度出发,对解除权为异议期间适用条件进行证成,并提出对《司法解释(二)》第24条缺陷的弥补方式,从而使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能够得到合理地解释适用。

二、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适用之困境

(一)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的演变

我国的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肇始于《合同法》第96条。《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约定解除的事由,第94条规定法定解除的情形。在此两款法条的基础之上,第96条又规定解约方的解除权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通知)、法律后果(合同自通知到达时解除)以及非解约方的救济程序(异议权)。第96条赋予了非解约方的合同解除异议权,其立法意图是为限制解约方解除权的行使,以使解约方和非解约方在合同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能够更加平衡。

    其后,《合同法》第96条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暴露出了明显的弊端:非解约方可以随时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关系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此时《司法解释(二)》第24条便应运而生。第24条规定了非解约方行使异议权的期间:当事人对异议期间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法律规定异议期间为3个月;超过异议期间提起异议的,法院不予支持。第24条的立法目的亦十分明确,通过对非解约方行使异议权规定具体的异议期间,来限制非解约方的异议权以及时稳定合同关系。随着《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颁布,我国的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由此而建立起来。

   (二)不同争议观念的冲突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解除权是否为异议期间的适用条件存在很大的争议。

肯定说认为只要甲方不享有解除权,即使乙方超过法定期间提出异议,法院也不应确认解除通知发生解除效力。其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条文文义解释

按照条文文义解释,《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前提是通知人按照《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发送解除通知,而《合同法》第96条的适用条件之一是通知人享有解除权。如果当事人不享有解除权,则所谓的“解除合同通知”只能视作一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要约,除非对方承诺,否则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3]

2. 权利行使规则

权利行使之效果,需以当事人依法享有该权利为前提。如果不论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异议期满一律赋予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基本的权利行使规则不符。更何况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当事人可依单方意思表示变更双方法律关系,对行使条件需科以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3. 诉讼成本考量

就社会效果而言,如果不论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其发出的解除通知都需要相对人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异议,否则即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则人为地增加了相对人的诉讼成本。特别是在通知人恶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守约方只能在法定期间内、通过诉讼方式提起异议,无异增加了守约方诉累,此与公平正义原则不符。

否定说认为不论甲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只要乙方超出法定期间提起异议,法院均应确认解除通知发生解除效力。其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遵循立法目的

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交易的稳定性及效率性。甲方发出解除通知后,双方合同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相对人不在期间内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对这种不确定状态的放任。为了尽快确认合同效力状态,维护双方关系的稳定性及可预期性,法律规定相对人有义务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如否,则应承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4]

2. 探究立法逻辑

异议制度的适用前提是,法院通过实体审查才能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如果该条规定不适用于通知人无解除权的情况,实际上是将判断有无解除权的权力赋予了相对人。故当事人发出解除通知时,只要其解除事由形式上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要件,就应当适用异议期间的规定,而不应事前进行实体审查。

3. 考察适用效果

就具体适用效果而言,“一旦对解约方是否有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非解约方即便逾期异议也不会额外承受任何不利;有权解约还是有效,无权解约还是无效;异议、异议期限都将沦为具文。”[5]

(三)对争议观点之梳理

以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以及非解约方是否超过异议期间提起异议为标准,可以将牵涉到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的案例类型化为以下四种情况:(1)解约方有解除权而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提起异议;(2)解约方无解除权而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提起异议;(3)解约方有解除权而非解约方超过异议期间提起异议[6];(4)解约方无解除权而非解约方超过异议期间提起异议。

在第(1)、(2)种情况下,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提起异议时,法院应当对其异议进行实质审查,最终来确认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以及合同是否解除,此二种情形符合《合同法》第96条之立法精神。此外,第(3)种情形发生时,非解约方未在异议期间内提起异议,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种处理正是立法者在制定《司法解释(二)》第24条时所欲达到之效果,即给予非解约方以异议权来抗衡解约方之解除权,并对异议权进行限制以实现及时稳定合同关系之立法目的。以上三种情形下具体案件之司法裁判并无争议。而第(4)种情形则是《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处理第(3)种情形时产生的意料之外的适用困境。

针对第(4)种情形,理论界和实务界中才有上文中论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否定说的解释路径在于,适用《司法解释(二)》第24条时,若对解除权的存在进行实质审查,则会彻底架空和虚置该条规定,异议期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该条规定之善意的立法初衷便无法实现。但是这种观点的弊端亦非常明显,不符合《合同法》第96条之适用逻辑,违背权利行使之基本法理,最为严重的是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增加守约方的诉累,影响社会整体公平与效率。相反,肯定说能合理地避免观点一中的以上诸多缺陷,同时其负面影响为架空《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撤除对非解约方异议权的限制,使得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三、对否定说的批判:以解除权为维度

解除权系形成权,即“依权利者一方之意思表示,得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生法律上之效果之权利也”[7]。我国《合同法》第96条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是亦有学者提出“只要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解除权一方当事人不必经过通知程序,直接采用司法解除方式。”[8]关于合同解除与解除权之间的关系,实务中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解约方行使解除权致使合同解除的案例如上诉人姚儒虎与被上诉人向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9],解约方无解除权因而合同没有解除的案例如上诉人吴红旗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海尔仕佳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10],以及解约方行使解除权但合同未解除的案例如申请再审人赵全堂因与被申请人博爱县清化镇麻庄村村民委员会借款租赁合同纠纷案[11]。然而,合同解除并不以解除权为必要条件,解约方无解除权时也能导致合同解除,例如合意解除的情形以及合同解除和无因管理竞合的情形。

   (一)合意解除

韩世远认为,因双方的意思表示(合意)使合同归于消灭场合,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称为合意解除。合意解除并非是通过解除权使合同消灭,而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直接使合同归于消灭。[12]史尚宽亦认为,合意解除,亦称解除契约或反对契约,谓无解除权之当事人,依相对人之合意,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使契约之效力溯及的消灭。[13]因此,合意解除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没有解除权的基础,无需另行通知,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发生合同解除之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1款对合意解除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就体系解释而言,93条第2款、94条与93条第1款的不同之处在于,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以解除权为行使基础,合意解除则无需以解除权为行使基础。故在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适用异议期间规定而合意解除不适用异议期间的规定,可以倒推出异议期间应以解除权为适用条件的结论。

   (二)合同解除与无因管理竞合的情形

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仅在《民法通则》中有所规定。[14]无因管理于管理行为之外,有必要时如不反于本人之意思,得为本人为处分行为,故亦得为契约解除之意思表示。[15]在无因管理的情形下,合同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而作为解除行为行使人的无因管理人,没有合同解除权,但亦发生合同解除之效果。

例如,朱某与王某签订了一份鱼塘承包协议,将朱某的鱼塘交由王某承包经营。后朱某突发恶疾,需长期在外住院治疗,而朱某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无力照看鱼塘,朱某的同村好友陈某便主动承担起定期检查鱼塘的任务。然而,陈某发现王某在经营鱼塘的过程中,与开发商方某合谋,将鱼塘填土之后进行房地产开发,遂提出与朱某解除鱼塘承包协议。该案例中,合同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作为解约方的无因管理人没有合同解除权,但其代替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之行为,亦发生合同解除之效果。由此笔者认为,在合同解除与无因管理竞合的情形下,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仍以解除权为行使要件。

   (三)任意解除 

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了特定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而任意解除权又分为双方享有任意解除权和特定一方享有任意解除权,前者例如在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都享有任意解除权;后者例如加工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是否属于《合同法》94条第5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实务界和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任意解除权,是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是当事人一方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接触合同的权利,属于形成权。”[16]对此,史尚宽认为,“法定解除权,基于债权契约共通之原因者,为一般的法定解除权。基于各别契约之特种原因者,为特殊法定解除权。特殊原因,例如买卖、承揽等各有特殊之法定解除原因。”[17]我妻荣亦认为,“后者(法定解除权)包括各类型契约中特有的解除权和一般契约共通具有的解除权。”[18]

另一种观点认为,任意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为“两种平行而非交叉的解除合同的路径,在法律适用上应予以严格区分。”[19]在上诉人广西弘毅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融昌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销售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该约定属于对涉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一种特约放弃。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可否由双方当事人通过特别约定加以限制或者排除,法律并未规定。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应当准许。在当事人已对任意解除权进行特约放弃的情形下,委托合同一方不得再依据第410条主张解除合同,但当事人依据该法第93条、第94条的规定解除合同的权利仍然存在,当事人依然可以在符合上述条文中规定的条件下解除合同。”[20]依上述判决的语义表达,任意解除权与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所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属于并列型的权利,因而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是不属于94条第5项之规定。

基于前一种观点,任意解除权属于法定解除权范畴,则任意解除权属于异议期间规则的适用范围。但是在任意解除权的情形下,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适用就没有实际意义,无论法院是否审查解除通知的效力,合同都会解除。同时,后一观点认为任意解除权不属于法定解除权的范畴,直接导致任意解除权不适用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笔者认为,法定解除权与任意解除权差异很大,自不待言,但在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适用的视野之下,宜将任意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割裂开来,以避免合同解除异议期间规则适用的泛化问题。

四、对肯定说的正当性分析:以异议期间为维度

异议权,即“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权利,性质上属于提起确认之诉的诉权。非解约方行使异议权的法律效果为,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解除合同的通知,使合同重新恢复原来的效力。

    (一)异议期间的性质

关于异议权的行使期间即异议期间的性质,存在着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论。尽管备受质疑,如立法对异议期间的表述出现严重混乱,《合同法》第55条和第75条是对除斥期间的通常的语义表达,即明确规定了超过除斥期间的法律后果为“权利消灭”;而《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表述为,未在异议期间内提起异议的法律后果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相反,在规定诉讼时效的法律文本中,绝大多数语句均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1]但是普遍观点,仍然认为异议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例如上诉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瑞昌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原审第三人宁波康导医疗仪器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例38),判决书中就明确地表达“三个月的除斥期间”的字眼。[22]

   (二)超过异议期间的法律效果

除斥期间届满,实体权利本身当然消灭。[23]在认可异议期间的性质属于除斥期间的基础上,非解约方超过异议期间提起异议的法律后果为非解约方异议权的当然消灭。然而,即便本质内容为提起确认之诉的异议权消灭,“也只是意味着当事人不能以单独提起确认之诉的方式来确认法律关系或权利是否存在,当事人仍可以通过相应的给付之诉来实现确权。”[24]非解约方因异议期满未提起异议而导致其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时,往往以主张解约方违约为由上诉或者另行提起诉讼。(案例)

   (三)限制非解约方异议权的替代方式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25]在承认非解约方异议权的基础之上,同样地赋予解约方异议权——解约方提起的确认合同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确认之诉。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当事人适格,解约方同样是合同当事人,有资格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确认合同的效力;其次,不同于《司法解释(二)》第24条需要对非解约方的异议权进行限制,解约方行使异议权不会出现怠于行权的问题,因而能够实现迅速确定合同关系效力的目的。

五、结论

我国合同解除异议制度应当以当事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为适用前提和条件。据此,实体层面上,在解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未提起异议的,合同不应当解除;程序层面上,非解约方超过异议期间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需要事前对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以便确认是否适用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规定。

合同解除异议制度以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为前提条件,符合立法逻辑和对法律文本的通常理解,能有效避免恶意解约,减轻守约方的诉累,但是其架空和虚置了《司法解释(二)》第24条异议期间的规定,无法实现对非解约方异议权的限制。

因此,赋予解约方异议权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应以赋予解约方异议权的方式,来代替《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规定,以满足迅速确定合同关系效力之立法目的。

 

 

 



[1]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5402号民事判决书

[2]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0)魏七民初字第036号民事判决书

[3]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苏中商申字第020号民事判决书

[4] 同注释2

[5] 贺剑:《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6]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7]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页。

[8] 曾祥生:《论解除权之行使》,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总第160期)。

[9]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荆门民三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

[10]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商终字第0045号民事判决书。

[11]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焦民再一终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

[12]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第590-591页。

[13]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30页。

[14] 《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15]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26

[16] 朱育兵:《任意解除权研究》,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7]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38页。

[18] []我妻荣:《债法各论上卷》,徐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22页。

[19] 刘兆莲:《任意解除权研究》,2006年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南市民一终字第3084号民事判决书

[21]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2122条。

[22]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甬商终字第735号民事判决书

[23] 史浩明:《论除斥期间》,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

[24] 贺剑:《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25] 崔建远、韩世远、于敏:《债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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