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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环境问题研究

——以刑事司法权力行政倾向为视角

作者:唐军  发布时间:2010-08-17 10:50:21


        摘要刑事司法环境应当指的是在一定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内能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要素的总和。其中刑事司法行政化倾向是刑事司法环境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在刑事司法权力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缺少司法权的有效制约与控制;二是刑事司法程序采用了“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使得“权力救济”成为虚置。刑事司法程序“行政化”倾向所导致的问题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导致“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存在于诉讼体制内与诉讼体制外。从“技术到制度”的思路是解决司法改革中刑事司法程序“行政化”及类似问题的可行之策。
   关键词刑事司法环境司法权 行政权  行政化倾向

   行政化是指,从本质上而言刑事诉讼乃是规范并保障国家正确、及时行使刑罚权,并为可能受到不合理侵害的特定公民提供权利救济的司法程序。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践中却在诉讼构造、诉讼程序、功能定位上偏离了诉讼应有的基本形态,而采用了与行政权类似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以及价值目标。

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是以审判方式的改革为中心,力图通过审判方式从“强职权主义”到“控辨式”的转变,以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科学化的突破口,但事实证明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者的初衷。法庭审理仍然存在书面、间接的方式;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仍然实行一种单方面的秘密的“不审而判”;“疑案请示”、“批案”等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造成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核心原因在于没有改变我国刑事诉讼“行政化”的基本倾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行政化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症结所在。

一、评价刑事司法环境良好与恶劣的标准  

  刑事司法环境的良好与恶劣,应当以是否“和谐”和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为评价标准,理想的刑事司法环境状态应当是:  

1、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不受任何侵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司法职能过程中只受法律约束,遵循法律至上,不受任何外来权力的干扰,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左右。司法通过自有机制满足社会需求,并能获取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普遍信任与服从。 

2看刑事司法权力存在行政化倾向程度。

受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司法管理体制中,虽然实行了法官等级制,但实践中仍然套用公务员的管理办法,将法官视为国家公务员,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行政级别,而忽视法官职业化建设。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法官在法院内部也缺乏“独立身份”。法院内部对案件的裁判仍实行“层层审批,领导把关”的行政化模式,“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情形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司法权行政化倾向也是评判一个地区刑事司法环境良好与恶劣的标准之一。

二、刑事司法权利行政化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法官管理的行政化

前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审判活动行政化。长期以来,法院在一些重要环节上没有按照司法的专业工作方式从事审判活动,而是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处理案件和管理审判工作。有的地方把法官当做行政官员来管理,加剧了审判活动的行政化。期以来,在我国的法院系统,法官同其他人员一起被称为法院“干部”或法院“干警”,由于对所有的法院干警的管理,均是采取行政模式来进行的,因而所有的法官都被行政“格式化”了。[1]由于法院的内部结构和行政机关的内部结构并无多大区别,从科级到处级到厅级。法官业绩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主要表现在他的行政级别是否得到了提升。高行政级别法官的权力表现在他可以对低行政级别法官的判决有矫正权。这种类似于行政机构"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机制导致了刑事司法判决的行政化倾向,审判委员会存在和运作更加强化了这一点。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制,它是建立在少数领导人的决策、集中统一的指挥、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基础之上的,是由少数领导人组成的决策机关和命令与服从的执行系统来保证其有效实施的。[2]而且法官的工资级别也跟行政官员挂钩。对行政机关而言,宪法并没有“行政机关独立行使行政权”之规定,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不是“监督”关系,而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宪法》的有关条款对这种“领导与服从”关系作出了明确的定位。[3]同时,我国法律规定我国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是监督关系,不应当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但目前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行政化倾向十分严重。这主要源于体制建构之初对法院功能认识不清以及对司法特性的认识不清,没有遵循司法体制建构的普遍原理来设计我国的法院建构体制,将中国的司法体系设计成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差甚远的统制型的司法体制,从而使得法院走向了行政化或官僚化的道路。采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建构司法体制,使得法院行政机关化,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层级化。上诉审法院成为行政意义上的对下级法院实行单向监督与控制的“上级”法院,初级法院基于法院司法等级制的定位使得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又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采用“批复”之类的方式做业务和工作指导更加凸显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管理模式。[4]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建构,导致上级法院权力过大不受制约以及下级法院自决权有限,审级独立和司法独立更是难以实现。

(二)、司法程序环节的行政化

1、立案程序中对管辖权的审查

审查方式行政化,造成对当事人权利保障不充分。从现有立法来看,我国在管辖权争议方面规定的是简便的"程序性审查",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与法院其他诉讼程序明显不同。管辖权异议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架空,难以通过行使诉讼权利对审判权予以制约。

1)审判机构混乱。在管辖权异议的审理组织确定上,各地法院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法院规定统一由立案庭审理,有的法院则规定案件转到哪个庭就由哪个庭审理。

2)审理方式各异。目前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基本上限于表面上的程序性审查,大多数法院都采用书面审理,仅有个别法院在考虑到书面审理局限性的情形下尝试通过听证审理对已凸显的缺陷予以弥补。

3)告知当事人权利不同。各地法院对于是否告知当事人管辖权异议审判组织的组成情况和相关权利不一致,多数法院不告知,有的法院在事前一定时间予以告知。

2、审理过程中行政化的体现

司法体制是罪刑法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体制,罪刑法定化就无法实现。目前,法院内部在审理程序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刑事司法行政化情况,这种审理程序行政化倾向和司法独立相矛盾。这种行政化倾向主要表现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这种做法实际上实际就是司法行政化的工作安排。这种工作机制削弱了合议庭的权利,从而也使得定罪量刑不是严格按照罪刑法法定,而是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干预。这就牵涉到审判委员会如何来定位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在过去曾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司法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司法机关中比较有经验的、司法水平较高的、资深的这样一批人,由他们来对某些重大疑难案件来讨论,有利于保证司法的公正性。但是,现在随着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随着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越来越凸显它的弊端。主要弊端是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使得审、判分离,亲身参加案件审理的人员不是案件的审理结果的决定者,而有权决定案件审理结果的人员却是没有参加案件的亲自审理的法官。这样,案件的审理和案件的决定是脱离的,有违司法的亲历性原则。司法活动要求具有亲历性,当你对一个案件作出了判决,必须建立在亲自参加了案件的整个庭审活动、听取了控辩双方对法律和事实的陈述、听取了被告人对案件的陈述,这样才能根据法律规定作出恰当判决。而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当中,是建立在听取有关审判人员汇报案件当中,那么这种汇报有时会失真导致误导。因此,他作出的判决有时会和事实和法律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我们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庭长、院长,而庭长、院长的法律业务范围是不一样的,因此,有些审判委员会审判人员,比如说民庭庭长对民事问题比较熟悉,但如果讨论刑事问题,他未必就很熟悉,这样就影响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业务水平,这些问题都是在当前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如何对审判委员会这样的一种审判机制进行改革,这也是最高法院提出的未来几年改革纲要的一项任务。

3、再审制度中的刑事司法权力行政化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5]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存在一定的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主体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诉讼程序特征,导致启动这一程序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严重破坏裁判的终局性、稳定性、权威性,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违背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原则和违反了程序的正当性。原因是: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是基于法院发现已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之原因,则法院是以先为主的观念进入再审程序,这存在一定的不平等。对于法院来说,它在再审程序中,同时是再审之诉的提出者又是裁判者,不可能保持中立裁判的地位,违背司法公正的原则、法官中立原则。并且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随意性强,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4、死刑复核程序行政化

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之种种弊端都源于其行政化定位。因此,有必要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总的来说,这种诉讼化改造就是要改变死刑复核方式的单一性、行政性,将开庭审方式纳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作为现行书面审的补充,实行书面审和开庭公开审判相结合的复核方式,赋予控辩双方申请开庭的权利并且明确行使该申请权的条件。对于事实证据方面和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影响到死刑正确适用的情形,控辩双方有权申请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复核,使双方能够在公开的法庭上就是否应判处死刑进行举证、质证,发表意见、陈述主张并相互辩论。
  根据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是属于审判程序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后,应当根据刑事公开审判的一系列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对有必要开庭的案件采用开庭公开审判的方式,使诉讼双方能够参与,特别是保障被告人能够在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行使辩护的权利。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也是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其审理方式是书面审、秘密审。然而,
公开性和透明性是近现代司法程序的显著特征之一。西方司法制度自中世纪以来,其基本的演进过程就是一个公开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历史过程[6]死刑复核程序的秘密性有悖现代司法的要求。这种行政审批式的运作方式难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司法不同于行政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司法强调多元参与,强调“看得见的正义”,而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中当事人却无从参与其中,律师也被排除在外,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公众更是无法得知程序的具体运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282条之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然而,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最高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时是否提审被告人没有作出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书面审的方式进行死刑复核;并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告人享有比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被告人享有更多的权利。

当然,我们必须充分地肯定死刑复核程序运作方式使得诉讼效率比以前大为提高,一定程度满足了司法机关快速打击犯罪的目的,但公正却难以保障。应该说有它的一定合理之处,比如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业务范围很广泛,尤其是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以后,死刑复核案件都要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死刑复核审判委员会来专门讨论死刑复核问题。

三、我国刑事司法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

  法院行政化现象所以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泛滥,是因为我国有适合其生存的条件。其原因也有司法者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司法行为方式的违法;还有历史传统的消极影响,也有现实条件的客观制约,但是主要是原因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形成我国法院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体制的消极影响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时间不长,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职能与国家的其他职能的分离都是极为有限的。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刑事司法与行政权力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行政长官往往也是刑事司法的裁判者,司法从属于行政的政治体制可谓是源远流长。在这种体制之下,刑事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力是难以达到的,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传统观念和体制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行政高于司法以及运用行政性方式处理司法问题的心理。1954年的《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1982年《宪法》的颁布和实施,虽然确立了在人大统一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和审判独立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过去那种受行政机关影响和参照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没有改变,正是因为以往制度与行为的强大惯性,刑事司法行政化倾向在实践中基本上并无明显改观。      

   2、对程序公正观念上认识存在偏差

  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程序的生命源泉,这就要求立法上关于法院体制与诉讼程序的设置、实践中关于刑事司法权的运行都应当尽量体现出其公正性,但是,在当今的刑事司法体制与运行中“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仍然严重。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是我国刑事司法行政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这种行政化现象被认为可以保证 “实体公正”的实现。比如具有行政领导性质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在立法者看来,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裁判(即实体公正),至于其在程序上是否公正则显然受到了忽视。实践中案件审批制度其实也是这种思想的一个折射。但事实证明,这种行政化的处理机制在实践中并不能够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因为它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此外,某些领导对权力情结的不舍观念还没有改变,某些权力者将权力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将控制资源、运用权力、影响他人、接受崇拜作为一种情绪享受,因而恋权、收权、拢权、争权,而不愿意放权、失权的心理倾向。[7]这种“权力情结”的思想是导致我国司法行政化倾向的又一思想认识上的根源。  

3、监督思想的错误定位

  长期以来,对于审判工作的监督,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在指导思想上都强调的是一种行政官僚式的监督。就法院的内部来说,以防止司法腐败和审判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为由,强调案件的处理应由庭长、院长等领导的“审批”、“把关”,同时施以其他各种形式的层层制约;在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上,强调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强力监督(不限于审级制度上的监督);我国的审判程序和审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行政原理来设计的。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 “审判的程序性限制也是以官僚机构内部纪律的形式出现的,程序的遵守不是由于当事人能够对违法的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通过上司对违法官僚的惩戒处分来保障,人民仅仅止于接受其反射性的利益。”[8] 对于司法活动来说,这种行政官僚式的监督思想及其机制其实是很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监督的一个误区。一方面,这种行政式的层层监督是以院长、庭长等领导对案件事实有最透彻了解,掌握法律信息最为丰富,裁判或决定最为公正等为必要前提的,而这往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这种官僚式的监督往往并不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因而极易导致监督的恣意化;并且由于监督者本身也可能犯错误,也是不可靠的,因而谁来监督监督者便成为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

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而言,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其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在当事人提起有效的上诉时依法对案件进行二审,另一种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然而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监督”问题,上级法院在无形中总是作了扩大性的解释,即其监督方式不仅包括上述第二审和再审途径,还包括大量的、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的所谓“监督手段”,例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评比以及要求下级法院向其汇报、请示,等等。这些所谓的“监督”,都是行政性的监督措施,而不是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性监督,其结果必然会加重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关系的的行政化倾向。

4、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

如前所述,由于司法活动在本质上要求必须有别于行政活动,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区别对待,并且为了避免司法活动在事实上异变为行政活动,应当设计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和制度与之相配套。对于这一点,立法上虽然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为司法的行政化倾向提供了制度支持。例如,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置即为明证。不管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置理由如何,然就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后果来看,必定会造成其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之间在审判案件时领导与服从的行政性关系;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审判委员会还可以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主动进行再审(和院长相结合),这种再审制度也必然会加重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主动服从审判委员会意见的行政化倾向。又如,审判独立乃是司法非行政化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非行政化的重要表现,然而关于审判独立问题,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只是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与较之“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之规定相比,是立法的一个退步,因为后者无论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较之现行规定更为合理。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没有就法官独立审判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法院内各级领导人均可以向审理案件的法官发号施令的重要原因。

三、改善刑事司法环境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1、改革法院的管理体制

改变长期沿用的行政管理模式,从机构设置到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审判过程,都要符合审判工作的自身规律,保证法官能够依法裁判;是改革法院内部司法体制,彻底改变以审判行政管理方式干扰法官独立审判的错误做法,坚持责权利统一的原则,把原本属于合议庭的职责还给合议庭,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

2、树立文明的现代刑事司法观念

1)根除封建权力思想

虽然封建社会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特权思想和集权观念至今仍影响着某些领导者。在处理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时,一些权力执掌者头脑中的观念便是权力大于法,权力的行使可以超越法律。这些封建特权思想和集权观念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存在的,例如,有些院长、庭长等法院领导抱着“案件审批权”不放,致使承办案件的法官事实上“无权”作出裁判;只要司法活动中存在着封建特权思想和集权观念,法院之行政化倾向就很难避免。要改变刑事司法行政化倾向就必须彻底根除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封建特权思想和集权观念。

2)树立正当刑事司法程序观念

司法权的应然性质和价值准则要求诉讼程序应当凸显其公正性,因而应当将正当程序观念作为核心观念来设置司法制度,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也应当遵循这一观念之要求。而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及其实践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法院体制及其运行过程中的行政化现象就是忽视正当程序观念的一个恶果。所以,应当树立正当程序观念,并以此观念为指导重新设计法院体制以及在实践中切实加以遵守,就成为消除法院行政化倾向所不可回避的一个改革举措。

3、变革行政化思维模式

要严格把关法律从业人员的资格,国家推行司法考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律从业的门槛,对长期以来由从行政机构调入法院或者作为复转军人安置到法院担任审判员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行政人员由于其工作环境的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行政思维模式,他们从事法院的审判工作,往往加剧了司法权力行政化的倾向。鉴于此,要实现法院的非行政化,就必须变革包括法院领导在内的现有审判人员的行政化思维模式。

  (二)健全制度

  要消除刑事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必须健全相关的制度规定。概括起来说,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

  独立审判原则(或称司法独立原则)的完整内涵既包括司法权的独立和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时独立于其他机关,也包括法官在审判案件时独立于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而只服从法律,这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要求。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尚没有就法官独立审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法官独立审判也是否定的。而否认法官独立审判原则,就必然会导致司法的行政化,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承认并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原则,是克服法院行政化倾向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与此相适应,也必须尽快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

  2、废除有关纯粹行政化的程序制度

目前实践中所实行的院长、庭长等领导人审批案件的制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当彻底加以取消。与此相似的是,下级法院审判案件时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制度也没有法律依据,实践中主要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一些内部规定或通知,如1999年下发的《关于审判工作请示问题的通知》。请示、汇报制度是极其典型的行政化机制,明显有悖于审判独立原则,故亦应当加以废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在法官之上设立“法官”的制度,与司法活动的运行规律和审判独立原则均是相悖的,因此也应当加以取消。  

3、完善独立审判的保障制度

  如欲消除刑事司法行政化现象,确立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现代司法制度,就必须具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和制度。其中主要包括:法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这就要求,法官的选任资格应当非常严格,特别是在专业知识方面,应当规定较高的条件。这一点在我国是长期受到忽视的。事实上,在1995年的《法官法》颁布之前,对于法官的选任,一直没有任何专业资格上的限制;《法官法》颁布之后,所规定的选任资格也是十分宽松的。因此,必须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方面的限制条件。(2)法官之选任程序和选任机构与法官之罢免(或免职)程序和罢免机构应当有所分离,以避免由同一机构对法官的人身与进退施以控制。(3)对法官的惩戒应当避免随意性,惩戒程序应当是严格的、透明的、公正的。这就要求,对法官的惩戒不应采取行政程序 ,而应采取类似于司法的程序。(5)应当以严格的程序标准来把握错案问题,走出依实体问题来判断错案构成与否的“错案追究制”之误区。

 (三)完善与强化监督

对于刑事司法活动的监督,我国的监督机构之多、体系之繁杂,乃是很多国家无可比拟的。在党组织内部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法委员会;在法院内部设有专门的法纪监督机构(监察室、监察处等);上级法院有权监督下级法院;法院领导及审判委员会“有权”监督一般的法官;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此外,还设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来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等等。从表面来看,有这么多的监督机构和监督途径,理应能够对法院及其司法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但实践表明,我国目前的监督机制实际上是效果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践中,这些监督大部分都是非程序性的司法外监督,监督手段虽然较多,但却庞杂而紊乱,且监督行为大多是行政性而非司法性质的,随意性极大。这种非程序性的监督所引发的结果是,一方面,它助长了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干涉审判独立的倾向,使法院行政化倾向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在非程序性的监督中,由于对监督者本人往往缺乏监督,因而在“监督”的名义下极易出现司法腐败和其他腐败现象。因此,要克服我国法院之行政化倾向,就应当尽量消除各种非程序性监督。同时,应当加强和完善程序性监督,通过严格的、公正的程序化机制,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审判案件。同时要弱化行政官僚式的权力监督,强化当事人权利对司法权的监督,目前我国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方式主要是行政官僚式的权力监督,即以一种更高的或更大的权力来监督司法活动的主体-特定的法官及法院,而对于公民权利特别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与制约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仅仅限于宣言式的简单规定。这种以行政官僚式的权力监督为主导的监督机制之局限性及弊端是多方面的,比如:容易诱导法院行政化现象的发生,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公正;难以做到经常性和及时性;只是对其认为“重要”的事项予以监督,而对于其认为“不重要”的事项则很可能不予监督。由于行政官僚式监督机制存在上述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它与实践中的法院行政化倾向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必须弱化这种官僚式的权力监督模式,以便能够真正消除法院的行政化现象。在弱化此种监督模式的同时,应当大力加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对法院和法官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而且当事人的监督和制约应能依照法定程序直接发生法律效力,这就要求对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完善。

注释:

[1] 参见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2] 参见蔡定剑、刘丹:《从政策社会到法治社会》,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和第108条。            [4] 参见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05条。

[6] 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7] 参见石秀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权力与权利-观念分析》,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8] 转引自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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