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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认定

作者:陈仕达  发布时间:2010-08-16 17:33:40


【案 情】

被告人:刘绍权,男,案发时36岁,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乡人,农民。

被害人:王学和,男,卒年51周岁,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乡人,农民。

被害人:刘经翠,女,卒年51周岁,农民,籍贯,住址同上。系上列被害人王学和之妻。

被告人与被害人两家曾在10多年前因林木纠纷发生过打斗,互有伤害。两家结下仇怨很深。

20085289时许,被告人刘绍权准备了换洗衣服,装上尼龙袋随身携带,又携带单刃尖刀、手电筒等物品,躲藏在王学和家的猪楼架上(躲藏了两个多小时);次日凌晨时分,被告人刘绍权估计王学和夫妇已熟睡,便从猪楼架上绕到王家屋后,沿着脚手架(王家正在修建房屋)攀爬到王家房屋二楼。刘在手电筒的照明下,见二楼没有睡人便搜寻到一楼。发现王学和夫妇在一楼的一间小屋内睡觉。遂入屋内,刘见二人没有醒,就坐在床边的草凳上等。约两个小时之后,王学和睡醒拉亮了电灯,发现了刘绍权,两人随即发生扭打。刘绍权用尖刀朝王学和胸腹连剌五刀,左上臂一刀,腰部剌一刀。王学和不支趴倒在地。刘绍权又蹲在地上朝王学和背部连捅四刀。

刘绍权与王学和的打斗声惊醒了熟睡的王学和之妻刘经翠。刘经翠遂起床顺手从门边拿起一铁衣架朝刘绍权打去,刘绍权闪开并顺势将刘经翠推倒在床上,用尖刀朝刘经翠腹部及右臂连剌五刀;还用被子捂住刘经翠的嘴不让其呼救。

刘绍权见王学和、刘经翠夫妇二人都不动弹了,便按原路返爬出王家逃离现场。

刘绍权逃离现场之后,当走到澧源镇团结桥时,刘绍权下到河堤,将作案尖刀丢入河中;又下到河里洗净手上的血迹,并将所穿的血衣和血裤也扔到河里。换上早已准备的干净衣服之后,直接前往桑植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经鉴定:王学和系他人用尖刀锐器剌伤胸部,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刘经翠系他人用单刀锐器剌伤胸部,致开放性血气死亡

刘绍权自首时,向公安机关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供述,均都交代了自己的杀人动机(报私仇)、目的(把王学和杀死);交代了自己如何准备犯罪工具,如何选择作案时间,如何选择潜伏地点直到杀死王学和夫妇,逃离现场之后如何处理凶器血衣清洗身上血迹等全部犯罪过程的具体细节。准确、清楚地讲述了他自己进、出王家前前后后的一切经过;准确清楚地讲述了自己与王学和、刘经翠打斗过程中的具体细节。自首时,公安人员问及“你为何不乘王学和夫妇熟睡时将他俩杀死而要等到他们醒来之后才动手呢?”刘答:“我要给他讲明白,不想歹偷招,想他给我跪个头,……”;当公安人员问及:“你为何要扔刀,换衣”?刘答:“我怕别人再拦我,头脑管不住又杀人,我又怕带刀被你们公安局歹我,……。扔衣服是怕别人发现我”。当公安人员问及作案后是怎样的心理状态时,刘答:“我有问题了到公安局投案来,宁肯让公安歹我,也不让他(指受害人)的亲戚歹我”。

从刘绍权自首的陈述中可见:刘绍权自首时答话切题思维敏捷,他杀人有明确的特定对象。能准确、清楚、完整地叙述杀人前后的一切详细细节。

但是,刘绍权被收押之后,在后来的审讯中,不知是刘的精神病发作,还是刘故意装疯;答问时东拉西扯,答非所问。答话的内容荒谬:称他2年前,往四川这个方向一看,就知道汶川要发生大地震……,自诉:“耳边有人说‘阎王万岁’、‘刘邓大军’……”有关系妄想,认为别人在一起讲话就是在议论他;有被害妄想,坚信被害人王学和强奸了他母亲……这10几年来,王学和经常来害他,派人跟踪他到广州,弄得他在广州也不能打工,自己的脑子不管事是王学和害的……等等之类的话。刘言行异常,情感淡漠,不关心周围事物,给予刺激性言语,亦无相应情感反应,意志活动减退,自知力缺失。

为了弄清被告人刘绍权杀人之前有无精神病,杀人的当时是否精神正常,桑植县公安局先后了解了刘的父母和刘的前妻(刘后未另娶妻)及周围群众。都反映刘以往身体健康、言行举止正常,没有精神病的迹象,并反映刘杀人的当天上午,还帮助本村的人插秧干农活,均言语正常,神志清醒。

为了慎重处理本案,桑植县公安局委托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对刘绍权作出司法鉴定。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根据桑植县公安局呈报的送检资料,结合刘绍权的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查、精神检查等。于2008717日作出了“湘芙蓉司法鉴定中心[2008]精鉴字第159号《司法鉴定书》”:诊断刘绍权为精神分裂症(妄想型、现症期)。刘在妄想的影响下作案,作案时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评定为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鉴定结论是:刘绍权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妄想型,现症期),评定为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由此,本案在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均认定本案被告人刘绍权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具有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审判】

本案公诉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作出了(2009)张中刑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刘绍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刘绍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169308.5元。

 

【分岐意见】

本案在认定被告人刘绍权杀死两人的事实上无任何异议,但在被告人刘绍权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和是否对刘绍权应予严惩或轻处的问题上,在刘绍权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绍权患精神分裂症,依照法律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绍权经司法鉴定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加上有投案自首的情节,应予从轻判处,不宜严惩。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绍权虽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他在杀人之前和杀人期间精神是正常的,依法应负刑事责任。且刘绍权连伤两命,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评析】

本案所涉及的是刘绍权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要做到正确地把握刘绍权的刑事责任能力,首先要弄清楚刑法理论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所谓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社会意义和后果,并自觉地控制自己行为和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一个人的刑事责任的能力,除了和人的年龄紧密联系外,还会因患病(主要是精神病)而受到影响,甚至完全丧失。因此《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定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当某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时候,才不负刑事责任:①行为人实施危害时,确是处于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之中;②由于精神病的发作,行为人确实丧失了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由此可见:关于精神病人的危害社会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是以精神病人在行为时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为根据的。所谓无责任能力状态:是指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发作时,他的正常精神活动发生了紊乱现象,因而不能辩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是精神病人对自己的危害社会不负刑事责任的理由。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如果精神是正常的,没有丧失辩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仍然要负刑事责任。决不能因为某人是间歇性精神病,就不问他在行为时精神病是否发作,而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间歇性精神病人在行为之后精神病才发作,也不能免除他的刑事责任。

间歇病精神病人的特点是精神状态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由于精神病人表现的症状不一,要确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实施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是比较困难的。但只要对案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行为人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了解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之前和之后的精神状态,从他的言谈举止行为中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照样是可以准确把握间歇性精神病人在行为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从而达到预防少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审判而故意装疯,如果行为人虽然患有精神病,但是还没有达到使他不能辩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程度,就不能认为是无责任能力。

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对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我国一贯的政策,体现了我国《刑法》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是为了有效的改造犯罪分子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精神病患者虽然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但由于他根本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对他采取刑罚方法,不可能达到适用刑罚的目的。

因此,对精神病患者的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办法,不能象对一般犯人那样采取强制性的刑罚,而只能采取强制性医疗有效的看管

醉酒的人不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因为,在醉酒的状态下,行为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只是有某种程序的减弱。而且,在醉酒之前,行为人对自己醉酒之后可能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也应当预见到。故,对那些故意借醉酒进行犯罪活动的人,应当按照故意犯罪处理。

又聋又哑的人和盲人,也是属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只是由于他们的生理缺陷,接受教育受到一定的限制,辩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比正常人要差一点,一定程度影响他们对周围事物的了解。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又聋又哑的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基于上述刑法理论,根据本案案情介绍,本案中的被告人刘绍权在杀人之前一直身体健康,言谈举止正常,杀人当天的白天上午还在帮助他人插秧干农活。当天下午,刘就着手准备电筒、换洗的衣服、尼龙袋、杀人凶器等,天黑之前就打探被害人的住处;天黑不久,就潜入受害人家的猪楼架上,静藏至深夜,待受害人熟睡之后才潜入房内,对屋内的景况能做到细微的叙述。杀人之后按原路返回逃离现场,逃离现场之后处理凶器、血衣直至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时能完整交代犯罪过程,答话切题,思维敏捷等。从刘的这一系列行为的全部事实看,都表明了刘绍权是能够理解、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虽然刘被收押之后的审讯过程中答话东扯西拉,答非所问,内容荒谬,经法医学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这个诊断只能说明刘绍权犯罪之后才处于精神病状态。这不能印证刘绍权杀人之前和杀人期间的行为表现。据此,2009)张中刑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绍权为了实施杀人犯罪,从准备工具、选择作案时间、选择潜伏地点,到杀死王学和夫妇、逃离现场后处理凶器、血衣、清洗身上的血迹,直至到公安机关报案,清楚准确讲清全部犯罪细节等一系列行为表现,充分说明被告人对自己所要实施的犯罪行为目的准确,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是有预见和明知的,其犯罪实施前后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且被告人的犯罪手段特别残忍,造成了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应予严惩。从而作出了:“被告人刘绍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笔者认为,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刘绍权在犯罪时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以及对刘绍权从严判处的判决是十分正确的,该法院没有让杀人犯刘绍权逃避掉应有的惩罚。

本案中,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关于被告人刘绍权在杀人之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鉴定是正确的;但该份鉴定中关于刘绍权“作案时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评定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缺乏说服力。因为该份鉴定书在认定刘绍权刑事责任能力时,没有仔细分析刘绍权犯罪前后的一系列表现。案情表明:刘在犯罪前后的一系列表现,在因果关系上存在一个逻辑的必然;投案自首时交代的犯罪细节,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足以证明刘绍权杀人之前和之中都有很强的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据此,笔者认为:该份鉴定书关于刘绍权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不符合刑法理论界定的标准,是错误的。

本案中关于被告人刘绍权刑事责任能力的三种分岐意见之中,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都是不符合刑法理论所界定的标准,因而都是错误的;本文前述的第三种意见,完全符合刑法理论界定的标准和符合本案实情。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采纳该意见对本案被告人刘绍权作出的“严惩”判决,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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